第391章 君权与相权
第391章君权与相权
大明皇帝朱简炎在行宫住了几天,跟自己的父亲太上皇朱仲梁一起,在朱靖垣的建议的基础上,分析和讨论了后续改革的方向。
朱靖垣虽然特殊,但是朱靖垣的建议仍然只是建议,最终的决策还是要朱简炎来做。
朱靖垣很多理想化的设想,其实经常会被朱简炎和朱仲梁给压到现实方案上实行。
就比如说,朱靖垣认为,实设的九卿的品级,可以给先给从一品,也可以直接给正一品,同时建议直接给正一品。
这是朱靖垣习惯性的大方,而朱简炎和朱仲梁就习惯性的“吝啬”。
朱简炎理所当然的选择,就是初授九卿给从一品,三年后或者六年后,甚至准备到退休的时候,才会升授到正一品“荣退”。
与此同时,作为对大明的政治体系最了解的人,朱简炎和朱仲梁考虑的细节也更多。
比如说,在设立大域和分管九卿之后,如何确保本土直辖省份的实际地位高于大域?
如果九卿分管着几个朝廷的中央衙署,同时还是一个大域的对应首脑,那九卿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,会不会偏向于自己主管的大域?
如果不做针对性的调整,所谓的直辖省的事务,在分管九卿设立自后,仍然要送给对应的主管部门,然后再转到分管对应事务的九卿面前。
直辖省分需要联络的会是所有的部门,最终处理自己的事务的也是所有得九卿。
反过来看,九卿主管的这个大域的事务,则是通过大域本地确定的都护、总督、提刑官、御史六个主管分类官员,直接送到一个确定的分管九卿面前。
这种情况下,朱简炎觉得如果是九卿,就算是自己不是有心偏袒自己分管的大域,肯定也会因为对自己直接分管的大域的官员更熟悉,对事务有直接的决定权,不需要去找其他人,而理所当然的去优先处理这些事务。
这也会让分管九卿获得对应大域的“相权”。
太祖朱元璋禁止设立宰相,本意是将相权并入到皇帝手中。
相权的本质,是在君主之外,官僚体系之内,另一份“通用决策权”。
决策权很重要,但是“通用”更加的重要,那是另一个官僚体系的“核心”。
官僚体系有自己的核心,就能甩开皇帝处理绝大部分事情。
朱元璋将相权收入皇帝手中,将整个朝廷的通用决策权合并,全部集中于皇帝一身。
除了皇帝之外,朝廷之中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个体,在绝大部分政务上同时拥有决定权。
所有的官员,都只是某一个限定条件下的决策者,一个分管门类之内的决策者。
整个国家,整个朝廷的所有事务,最终归集的目标,都有皇帝一个人,皇帝大明唯一的核心。
在此之前,神州传统封建王朝的朝廷官僚体系之中,通常都有至少两个决策核心。
至少是有一个主要核心皇帝,一个或者多个次要核心是宰相。
朝廷少了一个主要核心,或者主要核心不负责任,其他的次要的核心运转起来,仍然能够维持这个体系的基本完整,维持这个体系的正常运转。
但是自朱元璋之后,中央朝廷官僚体系的核心,只剩下了皇帝这一个主要核心。
脱离了皇帝这个核心,这个体系就直接分成几大部分,相互之间无法完成正常交互。
朝廷和官僚体系也就没办法正常运转,最起码是没办法合法的持续运转了。
朱元璋用一整套的顶层构架,堵死了第二个核心出现的可能性,真正将集权进行到了极限。
自朱元璋之后,在也没有出现过事实上的权臣。
哪怕皇帝完全不管事,它也是维系朝廷运转的必不可少的部分。
哪怕弄死现有的皇帝,也必须再立一个皇帝,否则整个体系仍然无法运转。
仁武朝之前的时代,出现了大学士不“票拟”,皇帝直接下旨被称为“中旨”,可能会得不到执行的情况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“中旨”是现代意义上的不合法文件。
票拟本来就不是圣旨合法与否的必要条件,圣旨和皇帝的意志本来就是法律。
拒绝执行的官员实际上就是在抗旨。
那时候的大学士,相当于官僚体系的代表和领袖,他们不票拟的做法,是表示官僚体系不支持皇帝的决定。
这种情况说明皇权和文官集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,而皇帝又想要强行推动自己想干的事情。
在官僚体系和文官集团不断膨胀的情况下,官僚体系在用拒绝执行的方式对抗皇权。
不票拟就是官僚体系首领向外发出的信号,意思相当于对着所有得官员们喊话:
“大家都不准按照皇帝说的办,谁去给皇帝办事,以后有你好果子吃!”
下级官员们不执行的原因,其实是担心以后会被官僚体系排挤,而不是说圣旨不合法。
如果皇帝有自己能够完全控制的下属,如果皇帝掌控者能够独立贯彻自己意志的执行力量,根本就不会在意圣旨有没有票拟。
世祖皇帝掌权的过程,就是重新建立自己班底的过程,也直接打碎了所谓的票拟惯例。
作为皇帝的朱简炎,以及当过皇帝的朱仲梁,都比臣子们对相权更加的敏感。
所以意识到这个问题自后,他们很快就做出了决定。
设立中央朝廷分管九卿的同时,必须调整和明确九卿们的决策范围。
九卿仍然只能是某一个范围的决策者,并且不是最终决策者。
宗伯相当于仁武朝之前的礼部尚书,只管文化、礼仪、教育,冢宰相当于以前的吏部尚书,只管官僚体系建设,司马相当于以前的兵部尚书,只管军事预算,军事建设放在都督府。
司徒管财政和税收,司空管工业和建设,司寇主管法治建设等等。
最终大体上还是按照朱仲梁的思路,基本上按照传统的九卿的职责去做了分配。
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做了调整,例如把民政从管财政的司徒身上了下来,分给太保管。
与此同时,九卿也不能是大域的真正主官,不能具有分管的大域内的“通用决策权”。
在仁武朝之前,朱元璋之后,虽然完全拿到了中央衙署的通用决策权,但是地方上的决策权还是经常会在主管官员手中统一。
巡抚和总督都是某种形式上的地方通用决策者。
是到了仁武朝自后,再次将地方的决策权也全部分开了,原本已经基本固定化的巡抚和总督,再次逐步回到了特事特派,事毕撤销的最初模式。
还在府县两级都设立了独立的司法和监督机构,不再是知府和知县独尊了。
现在也当然不可能把一个大域的通用决策权交给分管九卿。
朱简炎和朱仲梁甚至不准备给分管九卿任何大域事务的直接决策权。
九卿们的主要职务,也是正式的第一职务,被确定为被分派管辖的几个中央衙署事务。
他们会成为皇帝之下的中央朝廷的最高决策团的成员。
但不是分管大域的主官。
大域的主官,仍然是总督、都护、提刑官、御史们,当地的绝大部分常规事务,应该由他们在当地直接做出决定,降低中央朝廷出面的事务的比例。
否则降低中央衙署工作压力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了。
剩余的仍然需要专门报送中央朝廷的事务中,绝大部分的常规事务仍然要按照流程交给对应的中央衙署去处理,也不能直接送给分管的九卿。
设立大域总督、都护、提刑官、御史之后,对于朝廷的各个部门而言,相当于将这个大域的几个甚至几十个省,合并成了一个更大的省。
对应部门需要联络的人员数量直接缩减了一个数量级。
大域虽然有六个主官,作为“通用决策权”掌控者的皇帝,如果要直接管理大域,当然熟悉所有大域的所有五十四个主官的情况。
但朝廷的每一个部门,都是没有通用决策权,都只负责具体的某一类型的事务。
他们实际需要联络的人员,只是每个大域六个主官中的对应的那个。
户部负责民政,只需要联络分管的都护,经常传递公文的也肯定是都护手下的文书,不需要在意总督是谁,不可能知道总督手下有几个幕僚。
兵部负责军事预算,只需要联络总督,也不需要在意都护是谁。
刑部和都察院只需要联络提刑官,也不需要理会政务和军务的事情。
对于各个部门而言,九个大域就是多了九个联络人,增长幅度完全可以接受。
反过来看,大域的主管们,也都只是分管某一摊子事情,需要联络的部门仍然只有几个。
所以大域的事务直接送给分管部门的方式不会有问题。
这些事务到了对应部门之后,其中需要九卿做决定的,才会送到对应九卿面前。
九卿也是各自分管几个部门的一摊子事情,主要经常对接只有五六个部门的尚书,最多再加上总共十几个侍郎,以及几个经常来送文件的文书人员而已。
他们同样能够相对轻松的应付下来。
最后,只有朱仲梁和朱简炎专门列举出来的,皇帝认为应当和有必要直接让皇帝知晓,需要直接交给去做决定的特殊事务,才可以通过大域分管九卿直接送到皇帝面前。
这些事务的决策权仍然留在皇帝手中,而不是交给分管的九卿们去行使。
分管大域的九卿,是皇帝与大域直接沟通的桥梁,是皇帝与大域联络的中间人。
大域的官员太多,直接找皇帝,皇帝管不过来,所以让分管九卿做中转。
最终,九卿与分管大域的直接关系,被朱简炎定性成了转达、协调、安抚的作用。
绝大部分情况下,双方不会产生直接联系。
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,双方的关系才会真正体现出来。
这个关系在平时不重要,在特殊的时候非常的重要。
他们是大域官员跳过中央职能部门直接到皇帝面前的通道。
对皇帝而言,这是让大域的主官们和中央各部的官僚之间制衡的手段,也是在具有很大实权的九卿们之间的制衡手段。
如果职责对应的中央部门不负责,事务对应部门的分管九卿不负责,大域的官员就可以通过自己大域的分管的九卿,把事情捅到皇帝面前。
分管九卿和事务部门对应九卿,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是一个。
朱简炎和朱仲梁考虑好了实设九卿的定位之后,继续考虑的就是本土直辖省份的定位了。
总体而言就是要提升他们的地位,确保他们拥有真正的直辖身份。
最简单直接的方案就是提升官员的品级。
本土省份布政使、都指挥使、按察使、巡按御史全都提升到正二品。
与大域的总督、都护、提刑官等主官,以及中央衙署的尚书们平级。
其他直辖省分的中下级官僚品级也都比大域官僚高一级。
大域主官可以通过分管九卿,将特定的事务直接送到皇帝面前。
那直辖省分的布政使、都指挥使、按察使、巡按御史,也可以将同类事务直接投递到内阁,通过特定的内阁大学士们转达给皇帝。
每个内阁大学士负责接收两到三个本土直辖省份的特殊报告。
决策权当然同样全部留在皇帝手中。
这种策略也是理所当然的思路。
外朝增加了从一品甚至可能会成为正一品的实权官僚,那作为皇帝贴身幕僚的大学士们的身份也应该对应的提升。
所以朱简炎和朱仲梁同样考虑了内阁的地位和职责的调整。
仁武朝之前,内阁大学士本身的品级只是正五品,但是正常情况下都会用尚书、侍郎加衔提升到正二品待遇,甚至可能用三公、三孤加封到一品。
仁武朝之后,不再给内阁大学士价外朝的官衔,但是本身的品级全都提到了正二品,退休之前根据情况给荣誉加衔,从一品或者正一品。
以后将会根据实际情况,在任职之后就实际加封到从一品,在退休之前会选择性的加封到正一品,甚至可能给与爵位。
幕僚分权是所有人都试图避免,但是也都无法完全避免的现实。
世祖皇帝虽然把内阁大学士打回了幕僚的原型,并身体力行的保持了几十年,但却并没有留下不准再给大学士权力的祖制。
在一大堆违背祖制的改革之中,给大学士们增加一个传达特殊消息的职责,这根本就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,比这大的事情太多了。
如果皇帝是董事长兼总裁,那以后得实设九卿,相当于分管几个部门的副总裁。
以前的内阁大学士算是总裁秘书的话,以后就可能会变成总裁助理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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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明皇帝朱简炎在行宫住了几天,跟自己的父亲太上皇朱仲梁一起,在朱靖垣的建议的基础上,分析和讨论了后续改革的方向。
朱靖垣虽然特殊,但是朱靖垣的建议仍然只是建议,最终的决策还是要朱简炎来做。
朱靖垣很多理想化的设想,其实经常会被朱简炎和朱仲梁给压到现实方案上实行。
就比如说,朱靖垣认为,实设的九卿的品级,可以给先给从一品,也可以直接给正一品,同时建议直接给正一品。
这是朱靖垣习惯性的大方,而朱简炎和朱仲梁就习惯性的“吝啬”。
朱简炎理所当然的选择,就是初授九卿给从一品,三年后或者六年后,甚至准备到退休的时候,才会升授到正一品“荣退”。
与此同时,作为对大明的政治体系最了解的人,朱简炎和朱仲梁考虑的细节也更多。
比如说,在设立大域和分管九卿之后,如何确保本土直辖省份的实际地位高于大域?
如果九卿分管着几个朝廷的中央衙署,同时还是一个大域的对应首脑,那九卿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,会不会偏向于自己主管的大域?
如果不做针对性的调整,所谓的直辖省的事务,在分管九卿设立自后,仍然要送给对应的主管部门,然后再转到分管对应事务的九卿面前。
直辖省分需要联络的会是所有的部门,最终处理自己的事务的也是所有得九卿。
反过来看,九卿主管的这个大域的事务,则是通过大域本地确定的都护、总督、提刑官、御史六个主管分类官员,直接送到一个确定的分管九卿面前。
这种情况下,朱简炎觉得如果是九卿,就算是自己不是有心偏袒自己分管的大域,肯定也会因为对自己直接分管的大域的官员更熟悉,对事务有直接的决定权,不需要去找其他人,而理所当然的去优先处理这些事务。
这也会让分管九卿获得对应大域的“相权”。
太祖朱元璋禁止设立宰相,本意是将相权并入到皇帝手中。
相权的本质,是在君主之外,官僚体系之内,另一份“通用决策权”。
决策权很重要,但是“通用”更加的重要,那是另一个官僚体系的“核心”。
官僚体系有自己的核心,就能甩开皇帝处理绝大部分事情。
朱元璋将相权收入皇帝手中,将整个朝廷的通用决策权合并,全部集中于皇帝一身。
除了皇帝之外,朝廷之中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个体,在绝大部分政务上同时拥有决定权。
所有的官员,都只是某一个限定条件下的决策者,一个分管门类之内的决策者。
整个国家,整个朝廷的所有事务,最终归集的目标,都有皇帝一个人,皇帝大明唯一的核心。
在此之前,神州传统封建王朝的朝廷官僚体系之中,通常都有至少两个决策核心。
至少是有一个主要核心皇帝,一个或者多个次要核心是宰相。
朝廷少了一个主要核心,或者主要核心不负责任,其他的次要的核心运转起来,仍然能够维持这个体系的基本完整,维持这个体系的正常运转。
但是自朱元璋之后,中央朝廷官僚体系的核心,只剩下了皇帝这一个主要核心。
脱离了皇帝这个核心,这个体系就直接分成几大部分,相互之间无法完成正常交互。
朝廷和官僚体系也就没办法正常运转,最起码是没办法合法的持续运转了。
朱元璋用一整套的顶层构架,堵死了第二个核心出现的可能性,真正将集权进行到了极限。
自朱元璋之后,在也没有出现过事实上的权臣。
哪怕皇帝完全不管事,它也是维系朝廷运转的必不可少的部分。
哪怕弄死现有的皇帝,也必须再立一个皇帝,否则整个体系仍然无法运转。
仁武朝之前的时代,出现了大学士不“票拟”,皇帝直接下旨被称为“中旨”,可能会得不到执行的情况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“中旨”是现代意义上的不合法文件。
票拟本来就不是圣旨合法与否的必要条件,圣旨和皇帝的意志本来就是法律。
拒绝执行的官员实际上就是在抗旨。
那时候的大学士,相当于官僚体系的代表和领袖,他们不票拟的做法,是表示官僚体系不支持皇帝的决定。
这种情况说明皇权和文官集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,而皇帝又想要强行推动自己想干的事情。
在官僚体系和文官集团不断膨胀的情况下,官僚体系在用拒绝执行的方式对抗皇权。
不票拟就是官僚体系首领向外发出的信号,意思相当于对着所有得官员们喊话:
“大家都不准按照皇帝说的办,谁去给皇帝办事,以后有你好果子吃!”
下级官员们不执行的原因,其实是担心以后会被官僚体系排挤,而不是说圣旨不合法。
如果皇帝有自己能够完全控制的下属,如果皇帝掌控者能够独立贯彻自己意志的执行力量,根本就不会在意圣旨有没有票拟。
世祖皇帝掌权的过程,就是重新建立自己班底的过程,也直接打碎了所谓的票拟惯例。
作为皇帝的朱简炎,以及当过皇帝的朱仲梁,都比臣子们对相权更加的敏感。
所以意识到这个问题自后,他们很快就做出了决定。
设立中央朝廷分管九卿的同时,必须调整和明确九卿们的决策范围。
九卿仍然只能是某一个范围的决策者,并且不是最终决策者。
宗伯相当于仁武朝之前的礼部尚书,只管文化、礼仪、教育,冢宰相当于以前的吏部尚书,只管官僚体系建设,司马相当于以前的兵部尚书,只管军事预算,军事建设放在都督府。
司徒管财政和税收,司空管工业和建设,司寇主管法治建设等等。
最终大体上还是按照朱仲梁的思路,基本上按照传统的九卿的职责去做了分配。
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做了调整,例如把民政从管财政的司徒身上了下来,分给太保管。
与此同时,九卿也不能是大域的真正主官,不能具有分管的大域内的“通用决策权”。
在仁武朝之前,朱元璋之后,虽然完全拿到了中央衙署的通用决策权,但是地方上的决策权还是经常会在主管官员手中统一。
巡抚和总督都是某种形式上的地方通用决策者。
是到了仁武朝自后,再次将地方的决策权也全部分开了,原本已经基本固定化的巡抚和总督,再次逐步回到了特事特派,事毕撤销的最初模式。
还在府县两级都设立了独立的司法和监督机构,不再是知府和知县独尊了。
现在也当然不可能把一个大域的通用决策权交给分管九卿。
朱简炎和朱仲梁甚至不准备给分管九卿任何大域事务的直接决策权。
九卿们的主要职务,也是正式的第一职务,被确定为被分派管辖的几个中央衙署事务。
他们会成为皇帝之下的中央朝廷的最高决策团的成员。
但不是分管大域的主官。
大域的主官,仍然是总督、都护、提刑官、御史们,当地的绝大部分常规事务,应该由他们在当地直接做出决定,降低中央朝廷出面的事务的比例。
否则降低中央衙署工作压力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了。
剩余的仍然需要专门报送中央朝廷的事务中,绝大部分的常规事务仍然要按照流程交给对应的中央衙署去处理,也不能直接送给分管的九卿。
设立大域总督、都护、提刑官、御史之后,对于朝廷的各个部门而言,相当于将这个大域的几个甚至几十个省,合并成了一个更大的省。
对应部门需要联络的人员数量直接缩减了一个数量级。
大域虽然有六个主官,作为“通用决策权”掌控者的皇帝,如果要直接管理大域,当然熟悉所有大域的所有五十四个主官的情况。
但朝廷的每一个部门,都是没有通用决策权,都只负责具体的某一类型的事务。
他们实际需要联络的人员,只是每个大域六个主官中的对应的那个。
户部负责民政,只需要联络分管的都护,经常传递公文的也肯定是都护手下的文书,不需要在意总督是谁,不可能知道总督手下有几个幕僚。
兵部负责军事预算,只需要联络总督,也不需要在意都护是谁。
刑部和都察院只需要联络提刑官,也不需要理会政务和军务的事情。
对于各个部门而言,九个大域就是多了九个联络人,增长幅度完全可以接受。
反过来看,大域的主管们,也都只是分管某一摊子事情,需要联络的部门仍然只有几个。
所以大域的事务直接送给分管部门的方式不会有问题。
这些事务到了对应部门之后,其中需要九卿做决定的,才会送到对应九卿面前。
九卿也是各自分管几个部门的一摊子事情,主要经常对接只有五六个部门的尚书,最多再加上总共十几个侍郎,以及几个经常来送文件的文书人员而已。
他们同样能够相对轻松的应付下来。
最后,只有朱仲梁和朱简炎专门列举出来的,皇帝认为应当和有必要直接让皇帝知晓,需要直接交给去做决定的特殊事务,才可以通过大域分管九卿直接送到皇帝面前。
这些事务的决策权仍然留在皇帝手中,而不是交给分管的九卿们去行使。
分管大域的九卿,是皇帝与大域直接沟通的桥梁,是皇帝与大域联络的中间人。
大域的官员太多,直接找皇帝,皇帝管不过来,所以让分管九卿做中转。
最终,九卿与分管大域的直接关系,被朱简炎定性成了转达、协调、安抚的作用。
绝大部分情况下,双方不会产生直接联系。
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,双方的关系才会真正体现出来。
这个关系在平时不重要,在特殊的时候非常的重要。
他们是大域官员跳过中央职能部门直接到皇帝面前的通道。
对皇帝而言,这是让大域的主官们和中央各部的官僚之间制衡的手段,也是在具有很大实权的九卿们之间的制衡手段。
如果职责对应的中央部门不负责,事务对应部门的分管九卿不负责,大域的官员就可以通过自己大域的分管的九卿,把事情捅到皇帝面前。
分管九卿和事务部门对应九卿,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是一个。
朱简炎和朱仲梁考虑好了实设九卿的定位之后,继续考虑的就是本土直辖省份的定位了。
总体而言就是要提升他们的地位,确保他们拥有真正的直辖身份。
最简单直接的方案就是提升官员的品级。
本土省份布政使、都指挥使、按察使、巡按御史全都提升到正二品。
与大域的总督、都护、提刑官等主官,以及中央衙署的尚书们平级。
其他直辖省分的中下级官僚品级也都比大域官僚高一级。
大域主官可以通过分管九卿,将特定的事务直接送到皇帝面前。
那直辖省分的布政使、都指挥使、按察使、巡按御史,也可以将同类事务直接投递到内阁,通过特定的内阁大学士们转达给皇帝。
每个内阁大学士负责接收两到三个本土直辖省份的特殊报告。
决策权当然同样全部留在皇帝手中。
这种策略也是理所当然的思路。
外朝增加了从一品甚至可能会成为正一品的实权官僚,那作为皇帝贴身幕僚的大学士们的身份也应该对应的提升。
所以朱简炎和朱仲梁同样考虑了内阁的地位和职责的调整。
仁武朝之前,内阁大学士本身的品级只是正五品,但是正常情况下都会用尚书、侍郎加衔提升到正二品待遇,甚至可能用三公、三孤加封到一品。
仁武朝之后,不再给内阁大学士价外朝的官衔,但是本身的品级全都提到了正二品,退休之前根据情况给荣誉加衔,从一品或者正一品。
以后将会根据实际情况,在任职之后就实际加封到从一品,在退休之前会选择性的加封到正一品,甚至可能给与爵位。
幕僚分权是所有人都试图避免,但是也都无法完全避免的现实。
世祖皇帝虽然把内阁大学士打回了幕僚的原型,并身体力行的保持了几十年,但却并没有留下不准再给大学士权力的祖制。
在一大堆违背祖制的改革之中,给大学士们增加一个传达特殊消息的职责,这根本就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,比这大的事情太多了。
如果皇帝是董事长兼总裁,那以后得实设九卿,相当于分管几个部门的副总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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